无妄之灾
母亲去世后，在朋友的帮助下，传花设法把妻子接到了城里工作。祥仁先是在一家煤场里当临时工，后来又转到了橡胶厂里。夫妻俩借住在一位陈姓朋友家的一间棚屋里。那房子顶上只遮了层油毛毡，一到夏天就热得令人喘不过气来。冬天，也比外面暖和不了多少，风大一些，便整个屋顶似乎都能被掀起来。但夫妻俩总还是又能天天在一块儿了。
而此时，观宝、冠巨个子也都先后超过了父亲。兄弟俩每天早晚怀里都夹了本书，穿着干干净净的鞋袜，从村人们眼皮底下匆匆走过，往来于家和学校之间的那条长满了青苔的田塍上。附近不少跟他们同龄的少年都早已扔掉了书包，跟随父母一起下地挣工分了。在那个把知识分子唤成“臭老九”的年代里，村人们常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瞧着徐家这对兄弟，私底下嘀咕：传花哪根筋搭牢了——两个儿子都这么高大了，还不让下地挣工分，自己一天到晚牛马般地在城里拉车挣钱，供着他们读那几本吃不能吃、用不能用的破书！
话传到观宝、冠巨耳朵里，兄弟俩想想也觉得愧疚，欲回家帮父亲一块儿干活，传花却生气了，跟儿子们道：“别听他们瞎说——书总是读得越多越好！你爹我小时候家里穷，供不起，现在想补也补不起来了。不管怎样，有文化跟没文化的人到底不一样，说话、举止都是一眼就能看出来，活儿也轻松，你们看人家帐房先生一天到晚坐在办公室里，算盘子噼噼啪，不经风，不经雨，也不受太阳晒，呆在屋子里舒舒服服地坐一天，赚的钱却够我们这些拉车的流好几天臭汗！说起工作来又体面，打官司写状纸也不用求人，自己一提笔就能写——哪个还敢随便欺侮？”两个儿子被他这么一说，从此越发用心读书。
兄弟俩都是争气的，从小学到高中，一直都是班里的“三好学生”。家里来客人了，传花必会指着贴在墙上的那些密密麻麻的奖状，骄傲地说：“这些都是冠巨的，那一排全是观宝的。”
观宝高中毕业的时候还未恢复高考，传花设法托人把他安排在杭州某机械厂里当临时工。家里便只剩下了冠巨和年幼的妹妹。少年冠巨长得比哥哥观宝还要高大英武，一身硬硬实实的肌肉。十四岁时，他就独自出门去卖菜。出去的时候天还黑得十分严实，他自个儿将数十斤甚至上百斤蔬菜往自行车上一绑，便驮向十来里路外的集镇农贸市场。他卖菜速度很快，差一分两分钱的，也从不计较，干净利落地做完交易回来，吃过早饭再去上学，一点儿也不耽误。
到了暑假里，他会把一筐筐辣椒或别的刚跟哥哥一起从自留地上收获的蔬菜结结实实地在自行车上捆绑好，于傍晚时分赶往数十里路外的杭城。有时候误过了由七甲到观音堂渡口的最后一班渡船，便也照例得往钱江大桥那边绕。进城后的当天晚上，他就住宿在父亲简陋的工棚里，枕着市声和一片此起彼伏的鼾声酣然入梦。明天凌晨两三点钟便得起来了，匆匆赶往附近的菜市场，不论菜有无卖完，都必须在天亮前就撤离菜场，小心翼翼地避开那些一大早会突然出现在市场里的戴红箍儿的工作人员。
日子虽艰辛了些，但一家人心里都很踏实，都觉得前面的日子越来越有盼头。可惜好景不长，年，也即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去世后的第二年，又一场政治运动铺天盖地下来。风雨来临之际，传花情知不妙，赶紧让妻子和观宝辞职回乡。但他自己却最终未能逃过这场灾难。
传花自然不会想到，使他遭受这场灾难的，仅仅是因为自己的要强好胜。有的人见别人跑在自己前面，会想方设法地努力超赶上去；有的人则会想方设法地给跑在自己前面的人设置种种障碍，对方越跌得惨，他心里就越舒坦，这种人往往都有些小聪明，然而鼠目寸光。传花早先在村里第一个装上广播、电灯，第一个买起自行车，又第一个造起瓦房倒也罢了，如今连老婆儿子也都跟着一起进了城，日子越来越滋润，就有不少人都受不了了，尽管他们平时跟传花一家都无怨无仇。
出事前的一天晚上，传花梦见一条恶狗朝他迎面扑来，欲张嘴咬他的裤袋，他本能地用双腿夹住了狗头。不料那白森森的狗牙又一下子咬住了他大腿根部的肌肉……传花一声惨叫，醒了，一额头的冷汗。许多年后，再回想起这梦，仍心有余悸，也正因这一恶梦，直到古稀之年，传花一见到狗，心里还会情不自禁地起一阵莫名其妙的恐惧和厌恶感。
记忆中那天中午的阳光似乎格外刺眼，莫小坤的那个招手动作也格外让人心惊胆战。
传花和卡车司机一块儿乘坐在驾驶室里，他们刚从建德运了一车矿粉回来，到宁围一个叫六甲桥的地方，迎面碰上莫小坤。莫小坤朝传花招招手，示意让汽车停下。传花摇下玻璃窗，听见莫小坤叫他下午到乡里去一趟，公社工作组里的几个头头找他有事。
一听到“工作组”这三个字，传花心里陡地一沉。卸下矿粉后，顾不得吃一口中饭，也顾不上回一趟家，便忐忑不安地往乡里走去。
工作组组长是个女的，见传花战战兢兢地推门进去，不动表情地点了个头说：“你来了，好的，先到楼上去，今天也不用回去了，一会儿我会派人到你家里去把铺盖拿来的。”听到这话，传花只听见脑袋里嗡地一声，手脚都一下子软了。
工作组长将他带到楼上一间屋子里，里面暗沉沉的，只开了一扇窗，一时除了那道从窗外直直地射进来的浮游着许多微小生物和尘埃的光柱外，传花什么也看不清。工作组长又朝他点了个头，指指对面一条板凳，示意道：“坐下。”传花战战兢兢地坐了下来，过了一会儿，又心神不宁地朝房间四周扫了一眼，这才发现边上还另外坐着三人，每人手里都握着支钢笔，另一只手压在一本摊开了的笔记本上，边上还放着顶大凉帽，和一只那年头作为干部标志之一的拎包袋。显然这些人都是工作组里的成员。
这一关就是六十二天。六十二天里，传花都一直未能跨出过那幢房子的大门半步，除了坐禁闭，便是接受工作组一次又一次的审问。他曾经自嘲地把那些重复审问过他的话编成了顺口溜，一直到现在，他还依然能把这顺口溜滚瓜烂熟地背下来——
六个大局、十四个公司、四个县、三十六个乡
歪风邪气，
收买干部，
行贿受贿专家。
老婆子女高工资，
资本主义思想严重，
个人发财翻身忘本
——要批要斗！
二十多年后，当笔者拿着个笔记本坐在已年近古稀的徐传化对面作采访记录时，老人用一种商量的语气对我说：“你能不能换一个姿势？他们当年坐在我对面审讯我的时候，也跟你现在的姿势一模一样，也是一枝笔，一个本子，我说一句，他们就写一句——那笔尖可真是刀子哩！虽说这么多年过去了，却一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心里还是直哆嗦，每次看见有人戴着大凉帽，拎着个拎包袋，或者从宁围镇政府门口经过，看见那些乡镇干部，心里也仍会情不自禁地一阵紧缩。尤其听到‘考虑考虑’这句话，或者在办公室里猛然听见敲门声，随即有人探头进来说：‘某某，哪里去一下！’心跳得不得了，浑身都会发软——那时候他们每次要我出去受审，总是这样先笃笃地敲一下门，然后伸头进来叫唤，审到最后也总是那句‘考虑考虑’。”
老人的话使我一阵心酸。
工作组虎视眈眈，将他当作了杭州市的一条大鱼。
一个小小的底层百姓，居然受到这么大的北京治白癜风的大医院北京治疗白癜风好的医院
